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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襄古寨堡与历史怪圈

2018-01-31 14:52 来源:未知

  据不完全统计,襄阳境内在录的古山寨五六百座。南漳、保康、谷城、襄城,大抵有山的地方就有山寨,扩而广之,整个鄂西北,古寨总量恐怕在四位数。另外,在平原地带,还筑有村堡。山寨与村堡合起来,统称“寨堡”。

  仰望那些依山带水,高耸入云,悬立于仞削般绝壁之上的石寨,以及蛇行的隐隐石阶,坚固的排排石屋,游人无不叹为观止,拍手叫绝。

  以春秋寨为例,一说关羽在此读春秋;二说为春秋时期所建。依笔者推断,春秋时期的地面建筑留存到今的,找遍天下还没听说。再说关羽从樊城退往麦城,或许从这里经过。但那是大溃败途中,意想不到的败。即便是武圣,面临军情如火无头绪,还捋着胡须阅春秋,怕没那份闲情。

  当然,传说不需要考证。游人更关心的,是这些石寨何时所建、为何而建,这么多的寨堡,为什么偏偏集中在荆襄之地?

  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远的不谈了,但说元末,经战火反复燃烧,汉水中游十室九空,荒无人烟。明代朝廷审时度势,作出“江西填湖广、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决策,同时对汉水西部的深山老林,以兵空其地,实施封禁。自此百年之间,山内山外相隔绝,但见万壑空烟霏。

  明代前期,由于政情宽缓,经济得到恢复发展,人口激增。中期,随着剧烈的土地兼并,贫富差距不断拉大,一些失地农民,就冒险闯进地广人稀的莽莽大山,既可规避赋役,又可挽草圈地,养家糊口。这些人被称为“流民”、“棚民”,虽属违禁,但“咫尺隔省”、“路歧如麻”的现状,使官府鞭长莫及。慢慢的,“穷奔深山,祸避老林”便成潮流,逃户呼朋唤友,蜂拥而至。民间法不责众的心理,使严厉的禁山政策形同虚设。

  至成化年间,问题日益严重,积重难返。官府失去耐性,便对流民强行驱赶。散遣了,返回来;流放充军,抗拒。几经冲突拉锯,终于动武,有司一切驱逼,不前,即杀之。“死者枕籍山谷。”竹篮打水一场空啊,流民断了谋生、趋食之路,势同干柴烈火,一人登高,万夫响应,荆襄诸郡皆骚然,一场流民大起义发生了。

  军事行动之后,朝廷反思的结论是,堵不如疏。于是借鉴晋代“侨置”经验,派御史原杰重新核定人口,丈量土地,承认流民合法,解除封禁,并施行了里甲制、关津制。还将襄阳府一分为二,另置郧阳府。又降州为县,析房县东置保康、分竹山置竹溪、分郧县置郧西、分洵阳置白河,以加强治理。你看这事闹的,虽说朝廷最后让了步,还是在荆襄山区种下了反抗的火种。

  明末,狼烟四起。暂降待机的李自成、张献忠双雄秘会谷城,战端重启。张献忠袭取襄阳,借襄阳王之头,倒逼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尽。李自成在取得战略主动后,立即改襄阳为襄京,并在此设六部,初建全国政权。

  转眼进入清代。随着康乾盛世的膨胀,积弊如杂草般丛生。再经数度纵容,腐败便不可逆转。社会矛盾激化,加之天灾人祸,。嘉庆元年,黄龙荡王聪儿十万白莲教徒,道光年间的太平军、捻军余部,咸丰七年的襄阳红巾军,起义相继爆发,流动转战于汉水流域。这些军事活动,规模大,波及鄂豫川陕边,持续时间长,成为当时朝廷的心腹之患。

  襄阳山水相依,广临肥野,居陆路之要冲,得舟楫之便利。北上中原,南下江汉,西通秦巴,东达江准,均畅通无阻,为七省通衢之地。

  历次农民武装作战,均以襄阳为中心。他们纵横驰骋,顺则聚兵席卷平原,挫则分兵退潜山林,忽聚忽散,忽进忽退,忽南忽北,忽出忽没。围剿的官军吃尽苦头,收效甚微,惊叹道:“川陕楚三省犬牙交错,处处有险可持,有路可逃。贼东剿西窜,南击北驰。兜剿,则数十路难以圈围,堵御,则十万兵不敷分布。”

  那时的官军,被义军忽悠得没了脾气。你打他吧,仿佛拳头击在空气里。你想喘口气吧,他照你的屁股忽喇来一脚。更要命的,是没完没了,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
  拖不起呀,耗不起!义军是取之于民,也就是找大户筹晌,走到哪吃哪。官军却是财政支付,收不抵支呀!领不到军晌,就不分四六地瞎搞。这样,富人恨义军,穷人恨官军,各恨各的。社会共识断裂了,阶层对立就严重,没办法的事。仅白莲教起义,就影响五省,历时十三年,耗掉朝廷白银七千万两,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

  荆山险峻,史上不乏豪杰据寨逞强,焦头乱额的官府,就此受到启发。嘉庆三年,参与兵剿的兰州知府龚景瀚,上呈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》,建议以团练乡勇协助官兵,用寨堡政策对付流动战术。即“并小村入大村,移平处就险处,深沟高垒,积谷缮兵,移百姓所有积蓄,实于其中。贼未至则力农、贸易,各安其生。贼至则闭栅登陴,相与为守。”此呈被嘉庆皇帝所纳,他晓喻州县:“山地则扼险结寨,平地则掘濠筑堡”,并批督大臣实施推广,全力对付白莲教起义。

  结寨筑堡的经费,也是三个一点:官府拨一点,富户捐一点,民众积一点,由大户牵头领办。这样,烽火相望,讯息相通的寨堡群,便林立于鄂西北。寨堡体系的完成,又为坚壁清野提供了基础。

  荆山是襄阳的后院。襄阳战乱频繁,每逢大战,闻风而动的富商,便先行躲进深山。有财富撑腰,修大宅,筑寨堡,就比较容易。

  汉水西部的群山,遍布石头。依险结寨,可以就地取材。寨脚垫的青石、寨基垒的块石、寨墙砌的型石、寨顶盖的层石等,经过简单地干码、勾缝、浆砌,形成粗犷的石头建筑。它坚固耐久,易守难攻。别说冷兵器,就算轻型热兵器,对它也莫可奈何。

  清廷的这个招数,将义军逼向了绝路。至此,义军与民众分割隔离,他们得不到给养,得不到情报,得不到兵员补充,甚至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。由于越不出寨堡这个雷池,军事行动受阻,被动苦战,圈子越缩越小,“流寇”流不动了,最终失败。

  连绵不断的战争,为荆襄山区遗下了无穷匪患。战乱之余,那些由散兵游勇、地痞恶棍形成的各色散匪,又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,打家揭舍,无恶不作,一拨一拨的,你唱罢来我登场。这时候的古山寨,或废弃、或修缮。修缮后的石寨,有的成为防匪的避难所,有的就是顽固的土匪窝,这不能一概而论。

  直到1949年后,红日高照,朗朗乾坤,古山寨才真正休闲下来。偶存的悬墙断壁,现在成了香馍馍。作为本土历史的活化石,或人文凭吊的遗址,古山寨迎来游人如织。

  一乱一治,一兴一衰,皆有因有果,可思可叹!结寨筑堡的石头,静躺于野。它不愿说话,只是冷峻地注视着人间沧桑。

  兴而懈、懈而乱、乱而治、治而兴,周而复始,往来循环,这是历史的怪圈。伴随着怪圈的无序转动,是财富的折腾浪费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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